这不仅对宪法提出了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更提出了形式合理性的要求。
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本来就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宪法解释在直接援引社会学、特别是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必须异常谨慎。[12]前注[10]，马克思、恩格斯文，第84页。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它在经济生产上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模式，也不能自我维持。五、解读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公有财产 现在我们抛开政治制度的维度，简单地讨论一下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公有财产的宪法特性。[29] 但社会化大生产是全球范围内的、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生产，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处理国际贸易呢？考茨基的解答现在听上去多少有些让人惊骇： 如果剥削停止了，为自己消费的生产代替了为出卖而生产，那末，一个国家向他国的输出以及由他国的输入，都将大大减少。社会领域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财产，宪法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势所必然。马克思又说： ……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构筑我国宪法上的国家财产制度的基本出发点，要理解社会主义宪法中的公共财产，必须回到五四宪法和作为五四宪法范本的斯大林宪法，以及斯大林宪法后面的马克思主义。[42]无论如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场域仍然在社会而不在于国家，列宁希望工人阶级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获得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希望工人在社会的领域跟得上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从而最终地实现社会对于国家的主宰。两者的保护力度明显不平等。
[40]但是，宪法法律中的非规范性陈述必须符合规则之治的规范性目的。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哈特认为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德沃金认为法律是规则与原则的体系。笔者以为，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且我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通常重新公布宪法，可以认为修正案已经是宪法典的一部分，所以不必将宪法修正案作为独立的宪法渊源。郝铁川：《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法学》1997年第5期。
在不同法系的国家，宪法渊源有所不同。[43]我们在全面实现依宪治国的目标时还有一个提高宪法规范性的任务，使宪法成为规范性宪法的命题依然非常值得学界与政治界关注。
问题是，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一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形式，没有这一形式，体现的就不是人民意志，不具有宪法的本质。要确立合理的宪法渊源，应当将党规党法和宪法区别开来，将政治实践与宪法渊源区分开来，确立宪法文本的至上地位。[9]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12期。但是近来它们的影响似乎有扩大的趋势。
）不过，在一些软法论者例如姜明安教授的上述文章中，党规党法充其量也只是广泛而言的法，即广义的法，或者延伸意义的法，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法。[44]目前并没有相应的动力机制能够激发现行宪法，使之成为规范宪法，从而更具活力和实效。[11]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以下。再者，法律与党规党法的执行部门是不同的，法律由专门的国家执法机关执行。
当然，在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并不绝对排斥不成文宪法的存在，不过，获得宪法渊源的神圣地位是有条件的，它必须符合下述三大条件：第一，符合宪法精神。用宪法学的理论语言说，中共中央是控权的常在代表机构，这是主权意义上的制宪权代表。
另外，在宪法的一些用语上，相互之间可能也存在一些需要协调的方面。[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3日。
如果个体违背了该当性要求，则会导致社会强加的不利后果。（2）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该当的概念，法律不同于针对个别人的该当要求，而是对社会发出的具有一般性的要求，它不仅仅针对个别行为人（例如‘我、‘你、‘他），同时针对每一个处于此种情境下的所有个体。而且，我国无论在宪法文本中还是在宪法实践中，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同法律的制定程序是不同的。在不存在判例法的地方，当然也不存在宪法判例这一渊源。[36]报告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证成。
封丽霞：《依宪治国 树立宪法权威》，《半月谈》2014年第21期。1954年5月27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
再如，在不同企业的平等保护方面，1988年宪法修正案为私营经济松绑，私营企业取得合法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它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党的规范性文件，党内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学说，党的大会报告、决议和决定，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宪法性法律以及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那么，当下中国有没有宪法文本以外的宪法渊源？笔者同意宪法学家童之伟教授的观点：从根本法意义上说，我国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历次通过的修正案是宪法的渊源，除此外没有其他宪法渊源。[2]在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原则是规则的规则，本质上也是规则。[35]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3]王彬：《宪法实施的中国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注释: [1]例如，李步云：《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中国人大》2002第17期。
其实，实践宪法理论只是前些年时髦了一阵子的良性违宪论的理论深化。[3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再次强调依宪治国，[36]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则将依宪治国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
例如姜明安教授说：广泛而言，法律手段包括立法（广义的立法包括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也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和软法，如党内法规）……（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10] 政治宪法学理论的提倡者认为，作为主权者的中国人民有两个代表机关，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落实为中共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
[16]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能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27]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将违反宪法的实践与规范作为宪法渊源，否则，宪法规范就无法保证逻辑合理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逐步走出这一认识和实践误区。[37]既然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深化，而依法治国之法是规范性的，依宪治国之宪理所当然必须是规范性的。宪法中一望便知的矛盾很少见，大多是隐藏的矛盾。[29]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认为：法律的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分别是它的强制性、体系性和规范性。
表面上看，两条可以相容，其实不然。如果非规范的陈述与规范性的目的相冲突，则会破坏法律体系的规范性，降低法律体系的规范性程度。
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法律确定的，在法律的架构中实现的。规范性具有下述特征：（1）规范性是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该当的概念。
[26]有关良性违宪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可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梁漱溟的发言在当时无疑是极其反动的，没有可能被接受。